保六之争无疑是2019年岁末的经济热点之一。对于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各界均无异议。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坚持稳字当头，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应对经济下行改革优先
保六之争背后反映的是政策与市场之间的预期差。2018年国内经济增速较上年回落0.2个百分点，中国央行顶住美联储四次加息的压力，全年三次普遍降准累计达2.5个百分点，到2018年底中美国债收益率差大幅收敛甚至倒挂。2019年前三季度中国经济增速同比回落0.5个百分点，且第三季度经济增速已降至6%，中国央行在美联储三次降息并重启扩表情况下，却仅仅两次普遍降准累计达1.5个百分点（1月份为一次宣布、分两次实施），现在中美国债收益率差在上百个基点以上。过去一年来，关于降息降准的市场传闻总是不绝于耳。
从日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看，2020年仍将是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以改革开放为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坚决打赢三大攻坚战，全面做好“六稳”工作，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圆满收官。
之所以2020年经济工作依然保持改革比刺激重要的战略定力，主要是因为政府认识到，中国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三期叠加”（即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同时集中出现）影响持续深化。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有其必然性、合理性。
为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总结了对经济工作的四个重要认识：一是必须科学稳健把握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增强微观主体活力，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贯穿于宏观调控全过程；二是必须从系统论出发优化经济治理方式，加强全局观念，在多重目标中寻求动态平衡；三是必须善于通过改革破除发展面临的体制机制障碍，激活蛰伏的发展潜能；四是必须强化风险意识，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同时，前期稳增长采取的宏观调控措施效果正在逐步显现。如随着基建投资发力，2019年前三季度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较第一季度提高了0.43个百分点。再如，去年11月份经济运行出现了“两加快”（工业服务业增长加快、市场销售加快）、“两稳定”（就业形势稳定、外贸外资形势稳定）、“两改善”（经济结构改善、市场预期改善）的积极变化。
此外，保不保六或许本身就不是问题。受益于全球贸易局势缓和、货币政策重回宽松、世界经济企稳甚至回暖，2020年外部环境于我相对有利，这有助于减轻对刺激政策的依赖。在假定没有额外刺激的情形下，市场普遍预测2020年中国经济增长在5.7%到6.2%区间。最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表示，2020年1月份的世界经济展望中，有意将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测值从5.8%提高到6.0%。
潜在产出是理解当前稳增长选择的出发点
2019年9月份，李克强总理访俄前夕接受媒体采访，在回答中国政府有没有GDP增速的红线问题时指出：“中国政府始终把稳就业摆在突出位置，我们稳增长主要是为保就业。只要就业比较充分，收入持续增加，环境质量不断改善，增速高一点低一点都是可以接受的。”12月份，易纲行长在阐述稳健货币政策的具体内涵时表示，所谓总量适度，就是要“保持货币条件与潜在产出和物价稳定的要求相匹配”。
潜在产出，就是生产资源得到充分利用时的经济产出水平。其中一个显性的衡量指标是，充分就业条件下所实现的经济产出或增长水平。当然，这是一个理论的概念，定性易、定量难。不同的研究方法或前提假设，会得出大相径庭的结论。但实际增长不能偏离潜在增长太多，否则就可能产生经济的周期性波动，这仍是基本经济规律。
正如大家对于均衡汇率的具体水平各执一词，但均衡汇率决定市场汇率，同时市场汇率又是围绕均衡汇率上下波动，仍是外汇市场的价值规律体现。如果政策上采取了稳汇率操作，并最终取得成功，就一定说明当时的市场汇率接近合理均衡的水平，哪怕这一判断曾经备受市场质疑。否则，即便美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经济体量第一、黄金储备第一，也不得不因美元危机不断，而放弃了“双挂钩”的布雷顿森林体系。
由于人均收入提高、资本形成增多、技术进步放缓和人口结构变化等原因，中国潜在增长下行是大多数人的共识。这是中国经济迈入“新常态”，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然而，因为2008年金融危机应对造成“三期叠加”的影响尚未消除，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现在的宏观调控空间，或者说透支了现在的经济增长潜力。
2009至2018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8.6%。如果不是2009至2011年每年10%以上的高速增长，那么今天达到目前的经济实力，经济增速仍将维持在8%以上。有鉴于此，在潜在产出的分析框架下，当前宏观调控“托而不举”也就不难理解了。
稳信心恐不在于短期稳增速
主张保六的理由之一是，如果经济增速破六，有可能恶化经济下行的预期，进一步打击投资者、消费者的信心。显然，这只是一部分人，而不代表所有人的看法。因为对于微观主体来讲，无论在怎样的增速下，都是机会有好有坏、投资有赚有赔。即便现在主张保六，未来情绪转向乐观时，也可能认为6%左右的增长是好事，因为这减轻了当前资源错配的压力，中长期看有助于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
即使要保住某个增长红线，笔者倒是更加倾向于基于科学严谨的分析，而不是拍脑袋拍出一个整数关口。比方说，为了维持某个新增就业水平，实际经济增速不得低于多少；为了维持某个宏观杠杆率水平，名义经济增速不得低于多少，等等。因为从2019年人民币汇率破七的经验看，整数位很可能就是一个心理关口，破了也就破了。纠结于某个整数关口，很可能是自己吓自己。
笔者相信，即便没有额外刺激，2020年中国经济在外部环境改善、增长动力转换的情况下，有望实现6%左右的增长。稳预期的关键不在于保住某个经济增长数值，而在于市场化的改革和高标准的开放进一步推进。这才是民心所向。
我们经常讲，汇率改革，机制比水平重要。通常，表面看到的人民币破七，是汇率贬值。但更深层次的是，破七之后人民币汇率的上下空间打开，汇率市场化程度进一步提高。所以，境外投资者并未因为破七而紧张，反而更加放心地买入人民币金融资产，因为增加汇率弹性与扩大金融开放具有内在的逻辑一致性。
制度是长期的、稳定的，政策是短期的、易变的。近年来对企业家信心影响较大的，更多是因为政策的左右摇摆、忽冷忽热。2019年，政府在完善市场准入（包括外商投资企业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管理、颁布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完善市场主体退出机制改革方案、改革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颁布新的外商投资法、加快推进修订证券法、深化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建设全国统一开放且竞争有序的商品和要素市场、实现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等方面采取或研究采取一系列措施。这些措施短期内对经济增长没有直接效果，但长远看有助于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推进中国现代经济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这些举措才有助于从源头提振市场包括外国投资者对中国经济的信心。
而且，潜在产出和增长是动态而非静态的。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开放，加快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等，才是更为根本和长远的，才能真正减缓中国潜在增长下行速度，甚至还可能推高潜在增长，使得中国经济能够维持更长时期的中高速增长的战略机遇期。
当然，任何政策选择都是排他的，都是有利有弊的。对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一方面要求遵循客观规律，重大政策出台和调整要进行综合影响评估，坚决杜绝形形色色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另一方面强调全球动荡源和风险点显著增多，要做好工作预案，在多重目标中寻求动态平衡。
（作者管涛系武汉大学经济学博导、董辅礽讲座教授）
